公元前117年，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死了。
这件事本身没什么稀奇，稀奇的是这个人死之前的处境——他的官职已经和全国最高武将并列，封邑逼近了汉朝制度允许的极限，而他才二十四岁，按功勋增长的速度，再赢一场，整个国家的赏赐体制就要被他一个人撑破。
他叫霍去病。《史记》记载他的死，只用了一个字：卒。
一个十八岁的小孩，把匈奴打哭了
霍去病第一次上战场，是十八岁。
在那个年代，十八岁能当个小兵就算不错了。但他上去就带着八百精骑，甩开主力大军几百里，自己跑去找匈奴打。
结果是，他回来了，匈奴没回来多少。那一仗，他斩首俘虏超过两千人，还顺带抓了单于的叔叔。汉武帝当场封他做"冠军侯"——这个封号的意思很直白，就是功劳冠绝全军。
就这么开始了。
之后的几年，霍去病像个不知道"够了"这个词怎么写的人，一次又一次往更深、更远的地方打。河西走廊那两仗，他春天出去一趟斩了八千多人，夏天又出去一趟，斩了三万多，还带回来一整串匈奴王公贵族——什么单桓王、酋涂王，一口气抓了好几个，押着进了长安。
匈奴人为这两仗专门编了首歌，大意是：我们失去了祁连山，牛羊没地方吃草了；我们失去了焉支山，女人连胭脂都做不了了。
这不是什么壮歌，这是哀歌。
而霍去病最高光的一役，是漠北之战。他带着汉朝最精锐的五万骑兵，长驱直入两千多里，一路找到匈奴左贤王的主力，把对方打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人逃掉。打完仗，他跑到匈奴的圣山狼居胥山，在山顶筑坛祭天——这个动作叫"封狼居胥"，从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武将的最高荣誉，两千年来能复刻的人，屈指可数。
问题来了。
打赢了要赏。赏什么？封地、封户。这是汉朝给功臣的标准奖励，封户越多，每年从这些户口收的税就越多，算是国家给你的"永久收益"。
霍去病第一次出征，封了一千多户。几年打下来，到漠北之战结束，累计封户已经逼近七千五百户，距离"万户侯"只差两千多户的缺口。
而"万户侯"之上，就是王。非刘姓不得封王，这是刘邦当年用命换来的铁律，汉朝开国那批异姓王，彭越、韩信，一个一个怎么没的，人人都知道。
官职呢？漠北之战后，汉武帝设了个新职位，叫大司马，让卫青和霍去病一人一个，并列全国武官最高点。往上没有了。
这就是"掏空国家也不够赏"的真实含义——不是汉武帝不想赏，是制度上已经没有更高的格子可以填了。
更要命的是钱。那一场漠北之战，汉朝出动战马十四万匹，回来的不到三万匹，中间十一万匹要么战死，要么累死在草原上。战马在当时价格极贵，这一仗光马就烧掉了国家积累多年的家底。
汉武帝为了维持这些战争，已经开始卖盐卖铁，向商人收财产税，把能想到的钱都往外扒。这还只是应付一次漠北之战的代价。
《史记》只留了一个字，考古挖出了真相
公元前117年，漠北之战结束两年后，霍去病死了。
司马迁写这件事，就写了一个"卒"。
不是篇幅不够——同一本书里，他详细记录了霍去病的葬礼细节，写了好几百字。但死因，一个字都没有。
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
一个正史作者，对一个国家顶级将领的死亡原因选择沉默，要么是他不知道，要么是他知道但不能写。
司马迁不太可能不知道。他和霍去病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霍去病死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，这件事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。
那就是不能写。
后来的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甘肃敦煌附近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，里面一枚官方档案写着：元狩六年，大司马骠骑将军病疽发背而薨。
"疽发背"——后背长了严重的化脓性感染，俗称"背疽"。
这个病在古代杀过很多名人。没有抗生素的年代，后背的深层感染一旦蔓延，就是全身败血，高烧不退，往往几天就能要人命。
为什么霍去病会得这个病？
你想想他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——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，六次出征，每次少则几千里，多则两千多里深入草原。他的战术风格是轻装急进，不带多余粮食，吃的是从匈奴部落抢来的牛羊，喝的是草原上没处理过的生水。
匈奴地区的水源，很多被牲畜粪便和动物尸体污染，细菌、寄生虫遍布。汉军长期在那片土地上饮水作战，等于在用免疫系统去硬扛一个完全陌生的病原体环境。
加上六次出战带来的陈旧伤口，箭伤难以彻底愈合，每处伤口都是潜在的感染入口。
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，身体撑到二十四岁已经是极限。
还有一条线索支持这个解释：霍去病死后，他的儿子霍嬗继承了爵位，七年后，跟着汉武帝去泰山封禅，回来没多久也暴卒，死的时候才十岁出头。
父子两代，都没活过青年，都走得突然。 这个家族在健康上可能本就脆弱，而霍去病的生活方式，是把这种脆弱推向了最坏的结局。
那司马迁为什么不写？
因为"疽发背"在古代是一种很不体面的死法——后背溃烂流脓，对于一个战神形象来说太难看。更重要的是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本身就处于政治高压下，他为李广的孙子李陵辩护，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宫刑。
霍去病和李广家族之间有旧账——霍去病曾在宫廷狩猎中当众射杀李广之子李敢，汉武帝对外宣称是被鹿撞死的。这个谎，司马迁心里清楚。
霍去病的死，牵扯着太多不能明说的东西。 一个字"卒"，是史官在夹缝里留下的最安全的处理方式。
他留下的，比他自己活得更久
霍去病死后，汉武帝给他办了一场这个时代规格最高的葬礼。
从长安到茂陵，是一段将近四十公里的路。汉武帝调来了河西五郡的匈奴降卒组成的铁甲军，让他们穿着黑色铠甲，沿路站成四十公里的仪仗队，为霍去病送行。
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：那些曾经被霍去病打败、臣服的匈奴士兵，此刻站在通往汉家皇陵的路上，目送他们的征服者入土。
这是汉武帝能想到的最高规格，没有之一。
墓的形状，按照祁连山的轮廓堆建，纪念的是河西战役。墓前立着"马踏匈奴"的石雕，一匹战马踩在一个手持弓箭的匈奴武士身上。这件石刻今天还在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陵墓石刻之一。
谥号是"景桓"——景，是有勇有义；桓，是开疆辟土。合在一起，就是他这一生的注脚。
霍去病开拓的河西走廊，成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。没有他把那片土地从匈奴手里打下来，汉朝和西域之间就是一道死门。
"封狼居胥"这四个字，在往后两千年的历史里反复出现，成了武将的最高荣誉标尺。辛弃疾写词，写到最后，用的是"封狼居胥"。岳飞的理想，也是"直抵黄龙府"——同样的意思，同一种精神。
而他留下的另一句话，活得或许更久。
汉武帝要给他修府邸，让他去看看，他说：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
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，在无数个不同的处境里重新出现。它之所以流传，不是因为它豪迈，而是因为它说出了一种选择——在自己的小日子和更大的事情之间，一个人选择了后者。
霍去病二十四岁死去，是制度的极限，也是身体的极限。 他用六年时间把自己燃尽，留下了一片疆土，一个坐标，和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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